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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 字体: | 阅读 608 次数 | 发布日期:2020/4/30

“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趋势特点以及对浙江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是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去年以来,我院共承担了14项省发展改革委委托的“十四五”规划重大前期研究课题,全面系统分析研究了我省“十四五”时期的基本思路、国内外环境、空间布局、“四大”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源发展、海洋经济、山海协作升级版、投融资体制改革、人口中长期发展、应对老龄化、高校布局等,有力支撑了我省“十四五”发展战略谋划工作。现推出系列前期研究课题成果,敬请关注。



未来五年,是浙江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高质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五年,也是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并存、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传统模式与未来模式转换的关键五年。本研究分析国内外环境的变与不变,研判新发展环境下浙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面向现代化浙江高质量转型的战略应对举措。



新环境:百年变局中的不确定与确定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一方面,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愈演愈烈,国际政经格局经历重大调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的转型态势更加确定。浙江将面临不确定与确定性交织的国内外复杂发展环境。

(一)从全球看,外部环境变化前所未有
经济重心加速东移。2010-2017年,亚洲GDP占全球比重从31.6%增长到36%,而欧洲和北美分别下降到27.4%和24%(联合国统计司数据),“亚洲世纪”已经来临(麦肯锡2019年9月发布报告《亚洲:未来已至》)。其中,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16%,与美、欧共同组成三极格局。
科技产业加速变革。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各领域前沿技术呈现多点突破态势,正在形成多技术群相互支撑的链式变革,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深刻改变区域经济产业格局。
治理体系加速重构。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与多边主义冲突加大,全球治理机制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积极倡议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正迎来二战后最大重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其中最大变量。
全球贸易加速调整。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贸易量增长2.8%(数据来自全球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统计年鉴年鉴2019》),已较2017年的4.5%有较大下滑,受保护主义影响,未来全球商品贸易不容乐观。同时,随着信息服务等新型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有望快速增长。
绿色转型加速发展。全球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本的依赖仍然较大,OECD国家和BRIICS国家(OECD<经合组织>使用的“金砖六国”术语,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印度尼西亚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率超过80%,但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和普遍实践。OPEC预计未来20年世界主要地区能源强度差距将逐渐缩小,中国能源强度年均降幅有望最大。

(二)从国内看,转型发展态势更加确定
高质量发展态势趋稳。“十四五”时期我国GDP增速可保持在5%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2019年9月联合出版的《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随着全社会创新投入加大,未来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希望获得质的提高,高质量发展态势更加稳健。
国内市场扩容提质。2018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6.2%,占GDP比重达54.3%;消费结构日益改善,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已占44.2%,4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升级形成强力支撑。但相较于发达国家80%的消费占GDP比重,我国消费空间仍然巨大。
人口素质红利逐步凸显。近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量减少,但仍拥有近9亿人,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留学回国人数约50万人,还有大批产业工人和技能人才迅速成长,人口素质红利加快显现。
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以自由贸易港(区)为支点的对外开放格局深度布局,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优进优出的国际贸易格局和走出去引进来并重的国际投资格局将基本确立,大国开放平台加快形成。
生态文明新时代加快来临。绿色发展革命成为重要主题,生产方面环保高压态势不会改变,生活方式加快向绿色化转变,“十四五”时期我国或将迎来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拐点。能源结构和效率持续优化,2017-204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将从 60%下降35%,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从3%增至18%(数据来源于BP研究)。
总的来看,外部环境变革之巨是二战以来未有,但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态势没有变、对全球经济系统的日趋重要性没有变、重大风险总体可控的局势没有变,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作为国内发达省份和现代化建设先行省份,浙江需要更敏锐把握外部环境的变与不变,打下未来继续走在前列的坚实基础。


新阶段:浙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形成了市场机制灵活、数字经济领先、人民收入较高、协调发展较好、营商环境优良等优势,但也存在劳动力素质偏低、人口老龄化严重、城市房价高企、科技创新能级较弱等短板。必须立足优势,认清短板,准确识别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现代化转型创造更好条件。

(一)重大机遇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浙江在一些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基础好、潜力大。一是5G推动泛在互联。浙江在5G基础设施、产业生态和融合应用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条件在5G商用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率先实现5G与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应用。二是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数位居全国第三,在计算基础设施、软件算法及平台、智能网联汽车等场景应用方面具备较大潜力。三是工业互联网重塑制造生态。浙江近年通过“机器换人”“企业上云”等培育了一大批具备工业互联网接入条件的制造企业,supET平台作用不断增强,已具备抢抓工业互联网发展机遇的基础。四是生物医药构建创新前沿。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通过强化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浙江生物医药企业有望在创新研发、创业孵化、风险投资等方面分享发展红利,加快形成产业发展特色和优势。
强大国内市场的机遇。国内市场的扩大提质,为浙江培育大型企业、创造优质产品创造了机遇。一是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浙江是制造业和专业市场大省,2018年80%以上的规上工业销售产值源自内销,网络零售额约占全国的1/5。随着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孕育更多浙江企业。二是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优质商品需求日盛,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稳健增长,为浙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机遇。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浙江用好四大效应、加快“强起来”创造了机遇。一是利用集聚开放红利,以世界级城市群为平台参与全球竞争。借长三角之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对全球资源更高能级、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吸引和配置。二是利用分工红利,做强自身优势产业。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为浙江破解同质化竞争,提升数字经济、港航服务、油气贸易、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条件。三是利用创新红利,全面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浙江有望在大科学装置共享、共性技术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交流、科技金融服务等方面分享更多长三角科创资源红利。四是利用共享红利,推动居民生活品质提升。长三角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优美生态环境共建、公共服务共享,使浙江居民更好享受长三角发展红利。
以都市圈引领的新一轮城市化机遇。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新阶段,为浙江加快从“物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创造了重要机遇。一是放开城市落户限制为加快人才引进和农业转移人口创造了机遇。2018年浙江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滞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17个百分点(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为52.0%),约1千万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人口没有取得城市户籍。随着城市落户限制的放宽,人才引进及农业人口转移速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二是加快培育现代都市区为提升人的发展质量提供了机遇。浙江四大都市区已集聚全省近七成常住人口,随着战略推进,中心城市将迎来新一轮生产要素潮涌,加快形成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尖峰”,带动城市周边组团提质发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机遇。随着城乡用地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将更高效,为浙江城乡融合发展走在前列,更好保障农村居民平等发展权利注入了动力。

(二)主要挑战
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产生的转型挑战。一是外贸依存度较高。我省出口额占全国比重高达14%(2019年第三季度数据),外向型企业遭受外部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敞口仍然较大。二是产业空心化风险累积较快。受省内要素成本攀升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加快向东南亚转移,对稳就业产生冲击风险。三是制度升级滞后于转型开放的需要。浙江营商环境在国内较好,但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产业准入等制度供给方面与国际通行标准尚有一定差距。四是带动全球资源配置的世界一流企业数量较少。缺少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具有话语权的领军企业。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浙江只有5家,不足广东的一半。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升级挑战。县域经济是浙江发展的标杆。在由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过程中,部分县市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一是强县面临更大竞争压力。赛迪智库百强县榜单中,浙江上榜数量由2017年的23个减少到2019年的18个,县域经济强省的头把交椅已让位于江苏。二是部分县市转型升级较为艰难。特别是有些大城市圈外的县市,受大城市“虹吸作用”影响,要素粘性下降,导致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缺乏动力,县域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主力军。眼下看来,我省民营经济迈向现代化仍面临不少挑战。一是民企领先优势日渐弱化。浙江连续21年位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榜首,但上榜企业数量从五年前的138家下降到目前的92家,已有被江苏超越之虞。二是大企业频遭危机。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流动性风险隐患未除,今年全省有69家民企1100多亿债券到期,部分民企存在兑付风险。此外,随着中美摩擦加剧,海康、大华等头部企业面临技术封锁威胁。三是中小企业陷入低端锁定。大量低散民企或依赖国外技术,或守成于低水平模仿,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新使命:面向现代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十四五”时期浙江面临的环境变化要远大于过去任何五年时期,应对变化最好的办法不是追逐变化,而是正视机遇挑战,“做好自己的事情”,凝心静气开展高水平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工业化纵深演进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高级形态,是产业结构、城市结构、技术创新、社会生活等领域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我们选取了16个人口超千万的发达国家(分别是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瑞典、荷兰、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和希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进行剖析,普遍的现代化特征有:一是具有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结构。具有“杀手锏”式制造业和较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二是具有较高消费比重的需求结构。绝大多数国家消费占GDP比重超过65%。三是具有高能级的现代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高能级都市区是集聚高质量人口、代表各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四是具有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重视持续研发投入,研发效率较高。五是具有完善的社会民生服务系统。各层次学校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表现较好。
浙江“十四五”时期人均GDP可能达到2-2.2万美元,达到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在经济规模、创新能级、城市水平、生态环境以及居民生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如与当前阶段最具可比性的韩国相较,关键指标还有显著差距,人均GDP:浙江1.5万美元,韩国3.4万美元;研发强度:浙江2.57%,韩国4.23%;城镇人口占比:浙江68.9%,韩国81.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浙江60%,韩国90%;人均预期寿命:浙江78.8岁,韩国83.2岁)。着眼于发展阶段特征,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基本规律,建议“十四五”时期浙江省现代化转型的重点是:面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省愿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城市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为重点,以产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治理现代化为关键支撑,紧扣创新经济、健康生活、全球城市、治理高地、共享社会五方面历史性目标,高质量开启浙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2035年率先高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重点从五个方面“做好自己的事”:

(一)突出人的现代化首要地位,建设共享社会,做好“强本”之事
功夫多在诗外,发展经济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未来五年浙江发展首要任务应在教育、就业、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改革上下功夫,加快从依靠人口规模红利加速向依靠人口素质红利转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优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造共享社会,促进健康生活,使社会孕育出更大、更强、更多的创新创造活力。

(二)紧扣经济现代化核心任务,推动开放创新,做好“强省”之事
在体系构建上,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做好融合文章,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双轮驱动。在发展动力上,以质量效率为中心做好创新文章,依托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发展,推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创新产业孕育壮大。在发展机制上,以双自联动为支撑做好开放文章,以自贸区建设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叠加优势为重点,努力形成商品、贸易、资金和人员高度集聚、自由流动的创新高地、开放高地和发展高地。

(三)优化城市现代化空间形态,培育全球创新城市,做好“强城”之事
把握新一轮城市化的阶段特征,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纳入到构建长三角一体化这个全球都市圈、城市群的网络中通盘考虑。第一层面是面向全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极核,重点把杭州、宁波打造成为人口千万以上、高层次创新要素汇聚的全球创新城市。第二层面是面向区域打造引导人口高质量集聚的区域中心城市。以温台、金义为重点,打造浙南浙中创新经济和开放经济高地;以衢州、丽水为重点适度扩大城市规模,建设生态宜居性城市。以浙闽赣皖四省生态旅游协作区和衢饶示范合作区为载体,面向未来打造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第三层面是面向可能收缩的中小城市推动精明增长。引导县域经济积极承接大都市区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摆脱盲目扩大城市框架的趋向,及早应对县域城市可能面临的产业和人口空心化挑战。

(四)夯实科技现代化关键支撑,打造科技强省,做好“强基”之事
围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发展浓度和创新密度,推进创新强省建设。持续加大基础研究领域政府投入,引导企业扩大核心技术和远期储备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更多资金和要素投入到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环节。将科技进步全面融入生产发展、生活场景、生态建设各领域,促进技术应用扩散。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理顺科技成果转化权责,充分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活力,提高研发活动效率。

(五)完善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构筑治理高地,做好“强法”之事
发挥浙江政府治理改革先发优势,使政府管理和服务更加主动化、精准化,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加清晰化、法制化。以营造一流发展环境为目标,依法明确权力运行边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以不断提高行政效能为导向,依法改革政府治理方式。推动向基层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数字放权,建立与公职人员绩效水平联系的薪酬体系,完善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平衡对地方和公职人员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以构建竞争中性体制为重点,依法保障要素配置公平,重点是建立财权与事权匹配的省和地方财税体制,竞争中性、市场决定的要素配置方式,以及明确发展规划刚性导向的机制。


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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